我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一起成长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史念海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王社教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由我校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原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学术期刊，也是目前我国历史地理学唯一的定期学术刊物，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编制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文献计量学研究室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等国内各大期刊索引中多年来一直排名同类核心期刊的前列。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于1987年由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三大奠基人之一、时任我校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史念海先生创办，1988年获批正式出版刊号。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编辑出版机构和人员编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全部工作，包括组稿、编辑、校对、发行等，均由史念海先生的研究生在课余时间担当。记得当时参加此项工作的有辛德勇博士（现北京大学教授）、韩茂莉博士生（现北京大学教授）、吴宏岐博士生（现暨南大学教授）、李令福硕士生（现陕西师范大学研究员）等。1988年9月，我正式入学，成为史念海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大概入学后不到一个月，辛德勇师兄和韩茂莉师姐就来找我，交给我几篇稿件和校样，要我帮忙校对，并详细给我讲解了各种校对符号、字体和校对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从此，我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结下了不解之缘。硕士学习期间，每一期的校对工作我都有参与；1991年我硕士毕业，被史念海先生留下专门协助负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编辑，同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博士毕业，任讲师，1997年任副研究员，2001年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2003年任研究员至今。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在创刊初期的10来年办刊情况是极其困难的。这些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没有专职的编辑人员，二是办刊经费得不到保障。第一个方面的困难比较好解决，当时史先生每年带的研究生虽然不多，但都保持在1到2名博士和1到2名硕士，大多数研究生都参加了编辑和校对工作，特别是当时大家对报酬、补助一类毫无概念，都把这个工作当成份内的事，同心协力，毫无怨言，常常一起跑印刷厂，一起给样书打包，一起到邮局寄送样书。酷暑时节，天气炎热难当，大家穿着短裤，光着上身，挤在一间小小的办公室给样书打包，说说笑笑，虽大汗淋漓而浑然不觉。工作完成之后，偶尔打开一瓶白酒，就着一小袋咸花生米，一人一口，那叫一个惬意！第二个方面的困难是最大的困难，不仅作者的稿费一度难以支付，常常是印刷费也解决不了。为此史念海先生想尽了办法，除了努力向学校争取增拨经费外，一方面利用他的学术影响到处募捐，一方面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增加《论丛》的销售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第4辑和1996年第1、第2辑便是得到日本友人的捐款资助才得以顺利出版。为了推销《论丛》，我们几位学生分头联系西安的各大书店，寻求代销，而史先生则亲自给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写信，请他们帮忙在各地联系代销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2001年，以历史地理研究所为核心组建的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后不久，历史地理学科也成功获批为国家重点建设学科，科研经费充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办刊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然而此时，史念海先生却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史念海先生留给我校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如果没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校历史地理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学科可能就不会如此顺利，我校历史地理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我想，看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现在所取得的成绩，史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

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困难，那就是我参与编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并不怎么得到认可，师友们都劝我离开编辑部，一心一意搞科研。我认真地考虑过，但最终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我考虑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创刊倾注了史念海先生大量的心血，而当时史先生让我留校工作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专门协助他负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编辑，如果我中途离开，等于是对史先生的背叛，我会良心不安！二是参与编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虽然占用了我不少时间，但对于我在学术上的成长是有促进作用的。编辑、校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过程，实际上是迫使我一遍又一遍认真阅读相关学术论文的过程，不管这篇论文是不是我感兴趣的，是不是我需要参考的，是不是我喜欢的，通过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我不仅及时把握了国内历史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动态，对各篇论文精髓和不足的判断能力也很快地提高；通过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我从中知晓了大量以前我没见过的历史文献，学到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通过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我养成了严谨的治学习惯。1991年，我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发表了《安徽称省时间与建省标志》一文，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有一定学术份量的学术论文，其中的观点直到现在还有学者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引用。这篇论文发表时我硕士还没毕业。这篇论文正是我在校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发表的一篇文章时产生疑问后形成的。之后，我相继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安徽史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中国农史》、《文博》、《考古与文物》等国内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历史农业地理、历史政区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和环境变迁等。2002年，我顺利通过了学校的正高职称评审，成为之后两三年内学校文科教师中最年轻的教授。我一直认为这得益于我长期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工作。

史念海先生在世时，每一届研究生毕业，先生都要用他受业顾颉刚先生时顾先生对他训诲的一句话教诫我们：“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乃有事业可言。”很多事情，特别是学术研究，只要我们能坐得住冷板凳，只要潜心坚持，只要愿意付出，最终都是有回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