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的高速发展，高等教育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高等院校，文革结束前毕业的教师差不多全部退休了，而文革后毕业的教师，许多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国内外的博士，博士后越来越多地引进到教师队伍，年年的晋升职称，各种引进人材的计划，使得在职的教授，博士导师队伍越来越宠大。相应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在前几年大规模扩招，博士生培养规模达到甚至超过美国以后，扩招的步伐也开始放缓。这样，博士生的招生，也就慢慢形成了“僧多粥少”的现象。在我校，一个博士导师只能招0.7名博士。

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这日益紧张的博士生招生名额，考验着各个单位领导的智慧与品行。分配的方法，主要有二种，方法一：按上一年的科研工作业绩，及取得的头衔给定指标分配，业绩好或有头衔可以招二名博士生，业绩差的没有名额；方法二：考生与导师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近似平均分配博士生名额，每人最多招一个。

任何分配方法都有正反二个方面，方法一的优点，博士生分配指标与业绩挂沟，对博士导师更有激励作用，希望导师们为了拿到下年度的博士生招生指标，就必须出更多的有显示作用的科研成果，如高影响因子的SCI论文；若能拿到特殊头衔，如大江大河学者、千人，甚至院士等，不仅可以招一个，而且另外再补加一个名额的奖励。方法二的优点似乎是更公平一点，特别是对考生更公平一些。因为每个导师都有招博士的资格，则报考博士的学生就有更多的选择权。既然博士生是稀缺的资源，则考生更有权利选择优秀的，对学生比较负责，且能给学生提供更多生活补助的导师。报考博士的学生，年龄往往都不小了，若能让他们在选导师时有一定的自由竞争，就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及将来就业的方向作出更合理地选择，也可为自己争取了较好的生活补助。导师支付了较高的经济补助，选择学生时也就更加谨慎，指导博士也能更加尽心，若不能达到博士毕业要求时，则能及时劝退那些严重超时的博士生。

虽然第一种方法有其合理的一面，第二种方法的公平主要是对博士生的公平。另外，在保证博士毕业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增加10-20%的博士招生量，但相应也就规定10-20%的博士生淘汰率，使博士生的毕业数量仍在控制的范围。我们还可以结合这二种方法，寻找更合理的做法。一方面按业绩，确定特别优秀的导师，最多可以招收二名博士生，而一般的导师，最多只能招收一名博士生，但能不能真正招到博士生，还要看导师的“人品”，即有没有优秀的学生愿意选择这位导师。为防止博士生的招生数量大于允许招的博士生名额，学院可组织教授委员会对要读博士的学生进行择优录取。这样做的好处是博士生对导师的选择有更大的自主性，且能保证博士生的合理权益，同时，也可以让学校能招到真正优秀的学生来读博士，而不是象现在这样，选择了有博士生招生名额的导师就可能有博士读，否则，即使再优秀也没有读博士的机会。同时对博士生导师也是相对公平的，既体现了业绩优秀者可以多招生，又能体现若师德不行，也有可能招不到学生压力。

我下面的建议应是比较合理，也是比较重要的，但它也是比较难执行的一个问题。就象改革一样，一旦牵涉到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改革就会受到强大的阻力。这个建议是：每个博士导师，在读的博士生总人数必须有一个限制，如不能超过5人。即让那些跟在导师后面，读了四年，甚至五年，六年博士的导师，在这些累积的博士生总人数超过5人时，这些导师将自动失去招收新博士生的资格。这样，这些导师就必须作出一个选择，要么拿出更多的精力来指导博士生，让他们能尽快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要么尽快地劝退那些兴趣不在做科研，但占了博士生名额的学生。这样做，还可以防止部分导师，将博士生看作廉价的科研劳动力而故意拖延博士生毕业的行为，从而能更好地保证公平，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来源：科学网 汪晓军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