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道”当“自雄”

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林乐昌

去年秋季，长安校区图书馆的北草坪前增添了一处新景观：一块横卧的巨石正面镌刻着“抱道不曲，拥书自雄”八个红色大字。这是我校已故著名书法家、文学院教授卫俊秀先生的手迹。好几次经过这块巨石，我都会停下脚步，静静凝视，沉思良久。“抱道不曲，拥书自雄”这八个字，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尤其是“抱道”的“道”，是春秋战国以来儒家和道家共有的核心范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我认为，把“抱道不曲，拥书自雄”作为我校的学风，不但相当贴切，而且必将对我校师生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依据“抱道不曲，拥书自雄”的寓意，结合在师大三十年的治学从教经历，我认为可以从“学风”一语的丰富内涵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坚守学问之道，二是坚定学术自信。这里所谓“道”，关乎治学的理念、原理和原则；而所谓“自信”，则关乎从事学术研究的自觉意识、意志力量和良好心态。我所理解的学问之道，也就是学术理念，主要指研究方向的确定和学术原则的建构，同时也包括学术志趣的培养。“抱道不曲”，是强调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要百折不挠，坚守并逐步扩展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在研究实践中逐渐完善自己所建构的学术原则，乐在道中。我所理解的学术自信，具体指对自己的学术理念要有信心，当然这种自信一定要建立在勤于读书、善于思考、会读善用的基础之上。“拥书自雄”，并不是对藏书数量的自夸。人文学者治学手边的书当然是多一些好，但是比藏书量更重要的是在读书中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勤读善思，不断积累研读经验。这是与“道”相对的“术”。“道”的落实，不能不仰赖“术”的推动。学术研究的理念越坚定，方法和经验越丰富，就越能增强自己的学术信心。守道与自信，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为用。

研究方向，是学术之道的第一要义。选对研究方向，是决定研究工作成败或成绩大小的关键。在我看来，确定研究方向应当符合三条标准：一有学术价值，二有学科特色，三有扩展空间。方向一旦确定后，就要能够专注并坚守，常年精耕细作。根据自己的实际，我在宋明理学领域选择了素称研治难度最大的张载哲学作为中长期的主攻方向。学术原则，是学术之道的又一要义。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我给自己总结了四条学术原则：问题引领，细读深思，多方实证，求精不求快。以上这些关乎学术之道的内容，都是后来慢慢总结出来的。治学经验的总结是理论化的，当然可以对其条分缕析；但在研究实践中则必须把这些原则视作整体，加以综合运用。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读研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起初的三四年里对研究方向颇感茫然。张载关学研究是我校有特色也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但我读研时却深感张载著作难懂，学位论文未敢据此选题。1991年秋，省内几家机构计划在张载故乡眉县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张载哲学及关学学术讨论会”。为会议准备论文期间，听说南院门古旧书店新到了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载集》，我居然买了两本。虽然我喜欢买书，但同一本书一次买两本却是绝无仅有的。这可能是要表达一种决心，就是敢于把读不懂变为读得懂。对于《张载集》这本书，二十五年来我读过不下数十遍，其中的《正蒙》至少读过上百遍，致使手头的第一本《张载集》多年前便读得散了架，手头的第二本已被启用。有长期的反复细读作为基础，我不仅对张载哲学思想研究不再畏难，而且还发现《张载集》在版本选择和校勘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搜辑了不少《张载集》外的佚著和佚文。为弥补《张载集》的不足，我积十数年之功重新编校的《张子全书》，被纳入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陕西省出版资金资助项目的《关学文库》，并已于最近出版。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以“气本论”或“唯物论”为张载哲学定性的。在反复研读《张载集》的过程中，我认为这种定性无论是在文本上还是在论证上都缺乏支撑。我为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成为论文集所收六十多篇论文中唯一一篇与主流观点不同的论文。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从事学术研究一定要有自觉的问题意识。也正是这次参会的机缘，促使我随后很快下决心以张载哲学作为研究方向，并把张载晚年代表著作《正蒙》作为研究的突破口。

以理学为精华的宋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高峰（史学大师陈寅恪、邓广铭语）。张载是北宋理学开创者和关学宗师，《正蒙》是其晚年代表作，在儒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近代以来被译为英、法、德、俄、日、韩等外文。《正蒙》素称艰深难解，因而自南宋迄清注家不绝，至今歧解纷纭。我把“《正蒙》合校集释”作为研究突破口的题目，广泛搜辑《正蒙》从南宋至明清的十多个版本及近二十种《正蒙》历代注本，运用古文献学方法，调动旧学新知，合理编排，并以按语形式在校释和义理方面加以研究，从而助推相关疑难问题的解决，力图使之成为熔文献校订与思想诠释于一炉的基础研究精品。此后，自觉把哲学思想研究与文献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我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一个特色。经过十多年的准备之后，2002年我以《正蒙合校集释》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获批。又经过八年努力，于2010年结项，被全国社科规划办评为“优等”。2011年，《正蒙合校集释》（上下册）入选第二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2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第一部完备精善的《正蒙》集释研究成果，《正蒙、合校集释》出版三年来，获得国际儒学联合会“纳通奖”、“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等多种奖项。通过二十多年对张载著作和思想的深入研究，近年我正以此作为承上启下的枢纽，向上回溯到“唐宋儒学转型”问题研究，平行扩展为宋学背景下的宋代理学起源和学派研究，向下延伸至张载理学的思想影响和关学史研究。通过近年在这些新领域中的耕耘，目前已取得了可观的进展，除发表了多篇论文之外，还有几种专著将陆续出版问世。2010年12月，由我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张载学术文献集成与理学研究”获得批准立项（同时获得立项的还有历史文化学院的韩小忙教授）。这对我校而言，实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成功申报的零的突破；对我自己而言，则意味着使研究工作跨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我奉行的学问之道，对所指导的历届博士生的学习和研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上一学年，我校研究生院要求对2009—2013年毕业的博士毕业生质量进行跟踪调查。据调查结果，在我指导的五位博士生当中，已出版专著三种，两人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两人次获得教育部社科基金立项，两人次获得省级社科基金立项，一人次获得省教育厅社科基金立项。这些著作的内容和项目的选题，都与我的研究方向有密切的关系。

总而言之，好的学风既需要有“抱道”的坚守，也应当有“自雄”的信心。